近代训诂学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刘师培和____。(刘师培是谁演的)

近代训诂学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刘师培和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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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训诂学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刘师培和黄侃。黄侃（黄季刚）、刘师培（刘申叔）、章炳麟（章太炎）三人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黄侃，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任教授，近代著名的训诂学家。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近代经学大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著有《左盦集》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诗录》四卷，著有论经学、史学、文学专著七十四种。

章太炎，生于1869年，原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易名为炳麟，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小学大师，朴学大师，国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著述甚丰。

黄侃先是拜章炳麟为师，其学问在章门弟子中首屈一指，与章太炎并称“章黄”。黄侃又是刘师培的关门弟子。与章太炎年长黄侃17岁不同，刘师培只比黄侃大2岁，二者年龄相仿、学识相近、名气相当，在讲究辈分的民国学术界，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是极其不平常的事情。

刘师培是谁演的

是的。

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共2张刘师培相册1902年刘师培中举，并改名光汉，归途经过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

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同年秋，刘师培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当年《警钟日报》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难。

1905年，刘师培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为之撰稿，先后刊发《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著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之先驱。又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由于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觉醒年代》刘师培是谁演的？

21版《觉醒年代》中刘师培的饰演者：张浩天

张浩天，1982年6月7日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毕业于北京**学院。2021年，参演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饰演刘师培。

张浩天所扮演的申叔的颜值，白净的皮肤，轻薄而又发白的唇，清澈忧郁的眼神，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圆圆的娃娃脸配上修建齐整的胡子，骨节分明紧握手杖的双手，和那永远挺的笔直腰身。

张浩天的发展：

2014年4月，搭档娄艺潇、孙骁骁等主演的都市爱情剧《爱情珠宝》播出，在片中饰演玩世不恭却又不失深情的宫宇灿；同年，由毛卫宁导演钦点参与《平凡的世界》饰演顾养民。

2015年3月，拍摄了由焦永亮执导，黄宗泽、阚清子共同主演的家庭情感喜剧《奶爸当家》。

2019年11月21日，主演的都市情感励志剧《乔安你好》播出。

国粹派的代表人物

《觉醒年代》中刘师培的饰演者是张浩天。

张浩天，1982年6月7日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男演员，北京**学院毕业。

2012年参演《幸福保卫战》饰演卖萌帝“汪峻峰”。

2013年参演战争戏《十送红军》饰演“邓秋生”。

2014年受毛卫宁钦点出演《平凡的世界》饰演“顾养民”。

2021年，参演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饰演刘师培。

张浩天人物评价

张浩天拥有独特的个人气质，凭借风趣幽默的个性，俊俏的面容，让宁财神连夜为其打造特殊的角色。张浩天对这个人物的诠释是可以深入内心的，能回忆起那个年代美好的时光。

张浩天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威武善战，也将角色的内心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张浩天为诠释好角色，不惜穿起可爱睡衣装主打卖萌，赢得了喜爱与赞赏。

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邓实等。

晚清国粹派是晚清时期所形成的一个思想文化学派，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派别。晚清国粹派以国学促进会的成立和《国粹学报》的刊行作为标志。

专门的组织是国学保存会，专门的学术阵地是《国粹学报》，有周密的管理制度，组织编写《国学教科书》、《各省乡土教科书》，刊刻《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办国粹学堂等等，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邓实等。

强调国学兴则国兴，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应调和互补。这一思潮代表了晚清各种文化思潮的最高水平，影响了近代学术的发展。

历史由来：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春秋学·今文学的再起和《左传》真伪的论争

春秋学·今文学的再起和《左传》真伪的论争

道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激化的种种社会矛盾，预示了社会大变革的来临。最敏感的知识阶层敏锐地觉察到了变革的种种征兆，并很快地反映于学术领域。以为政治服务作宗旨的今文经学于是再度崛起。

《春秋》学中今文经学派的首倡者是江苏常州人庄存与。庄氏身处乾隆之世，却不同于时尚而以推求微言大义为务。他于众经之中最尊崇《公羊传》，撰《春秋正辞》，分类总结和阐发了董、何的“大义”。其门人孔广森为着名的《礼》学家和音韵学家，又继承了庄氏的《公羊学》，撰《公羊通义》。庄氏之侄庄述祖扩而大之，把《公羊传》的义理推衍及于群经。述祖二甥刘逢禄和宋翔凤又续而光大家学。这一派的学者后来为学术界称为“常州学派”，和张惠言、周济 “常州词派”专主寄托之说互为呼应。

常州学派对《公羊》大义的解释，较之汉人并没有太多的新鲜内容，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注意到了利用考据学的方法以矛攻盾。及龚自珍、魏源的着作才渗透了近代改良思想的因素，在更高的层次上为时代的改良提供理论武器。到康有为，更是有意识地让《公羊》传中生发出来的改制思想为现实服务，在朝野的改良派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问题还是以学术问题的形式表现的。如果说东汉今古文学家的论争主要在于功名利禄，那么无妨说近代今古文学家的论争则是直接服务于政治。论争中的学术焦点是《左传》是否为刘歆的伪作。

前面已经提到，怀疑《左传》并不是或并不完全是左丘明所作的意见始于中唐的啖、赵、陆，宋人疑古之风中，也有一部分意见涉及了这个问题，林栗、朱熹都对《左传》中的记事和左丘明所处的时代矛盾而提出问题，林栗且明确以为 《左传》 中的 “君子曰” 为 “刘歆之辞”; 明代陆粲和清代方苞则以为《左传》中的一部分为刘歆所伪作。但是这些意见都是“跟着感觉走”的产物，缺乏足以服人的论证，而且也没有形成什么影响。直到刘逢禄，才正式挑起了这场论争。

刘逢禄撰《春秋左氏考证》，提出《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是两部书，前者是左丘明取各国史书编纂而成的杂史，和《春秋》并不相干，如同 《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而 《左氏春秋》变成《左传》，和《春秋》扯上关系成为三传之一，乃是刘歆所做的手脚。凡“君子曰”和“书曰”等解释经文的文字，全是刘歆所伪作。而且刘歆还出于附会书例的需要而杜撰、增益文字。其所以这样做，纯粹是要迷乱《公羊》大义。和以前的同类意见相比较，刘氏的意见全面而又系统，而且是通过考据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不仅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且影响所及，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赞同，即使是许多(当然不是全部)坚信《左传》为真的学者，对刘歆伪造《左传》可以否定，但《左传》中的解经文字是否出于刘歆之手，则多表同意，至少也采取灵活的态度。于此可见刘氏的意见确实有相当力量，以致反对者在反驳的时候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

刘氏之书一出，立即在今文学者中引起响应，如龚自珍曾作《左氏决疣》申发刘歆作伪之说，但笔者未见此书，未知是否有传本存世。刘氏真正的后继者，影响也更大的人物是康有为。

为了为变法维新找出神圣的根据，康有为把中和稳健的孔子改塑为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他作有《孔子改制考》，认为古人再三说《春秋》大义，但传世的《春秋》中实在看不出什么大义，而古人又决不会凭空捏造，于是他就提出几个惊世骇俗的意见： 1《春秋》乃是万世之宪法，根据 《孟子》、《汉书》，《春秋》大义确实存在，为《公羊传》独得其一部分，精粹在于“三世”之说，时代不同，制度必须随之改革。2孔子改制，《春秋》经文中看不出来，《公羊传》所申述的也只限于“据乱世”的大义而未得“升平世”、“太平世”的大义，3《公羊传》未得的大义，在汉代由董仲舒、何休加以补充阐明。董、何又从哪里获得这些大义呢原来《春秋》有四种本子，第一是《不修春秋》;第二是今本《春秋》;第三是公羊氏(包括榖梁氏)所见之本，这是孔子口传大义而经弟子记录的本子; 第四是孔子对历史所发表的最尖锐的意见，贬天子，黜诸侯，这叫做微言，也经弟子记录，这是董、何所见之本。

无需多说，这三、四两种《春秋》都是康氏心造的产物。为了让《公羊》大义、董何大义通行于世，必须扫去《左传》这块绊脚石，于是《新学伪经考》乃出而问世。所谓“新学”，即刘歆为新朝王莽服务的古文学，“伪经”，即古文经统统出于刘歆的伪作。刘逢禄只说《左传》中有部分出于刘歆，康有为进而论证《左传》乃是刘歆割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新国语》，再按《春秋》加以编年而成。至于 《史记》中有关《左传》的记载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则是出于刘歆的窜改。

刘逢禄和康有为的《春秋》学，思想脉络虽然一致，但刘氏始终没有离开学术，平心静气;康氏则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专横武断。如果以《春秋》学而对康氏作评价，无妨认为他是思想上的巨人，学术上的侏儒。为了这一目的而离开了实事求是，这正是康氏学术悲剧之所在。

康氏的着作虽然漏洞百出，但由于他借此为改良政治作呐喊，和当时知识阶层的心声合拍，所以影响之大又超过刘逢禄。其追随者中声名最大的是钱玄同的老师崔适，撰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张大康氏之学。和康有为同时的廖平，则又持一种与众不同的意见，以为司马迁所说的 《左氏春秋》，即“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国语》，《左传》是先秦人所作，但在西汉藏于内府，其学在西汉没有授受系统，仅仅是刘歆提倡古文以后才从内府中挖掘出来的。

今文学家这种惊人的议论自然不能为古文学家所容忍。奋起反击的着名学者有章炳麟和刘师培。章炳麟字太炎，是近代史上思想上的激进派，但学术上则偏于保守。撰有《春秋左传读》、《春秋左氏疑问答问》，全书偏于章句之学，但《左传读》的《叙录》部分则集中驳斥了伪作之说。刘师培字申叔，是刘文淇的曾孙，四代以 《左传》名家，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有《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论文，引征先秦典籍中的有关记载，证明《左传》在先秦已经流传，司马迁所见的《左氏春秋》确为《左传》。章、刘二氏都是国学大师，精通古代典籍，但拘守古文家受经作传的成说，所列举的多是外证，对《左传》本身缺乏细致科学的考察。虽然如此，这一场围绕《左传》真伪的今古文之争，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为现代学者走向科学化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汉语训诂学的近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 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

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

②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着。

③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 参照王引之 《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④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 ，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着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

⑤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着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　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着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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