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学校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什么启示(灯饰有哪些上市公司)

论梁启超的学校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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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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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说，多不可信。根据考证，悉达多在路上曾经阻止毗琉璃王对国家的进犯，但人家根本不听，结果进行战争。最后“积尸成莽，流血成池”，直接把乔达摩悉达多的国家给灭了。听到本国500妇女被缚将杀，悉达多没有一点办法，最后叫别人去给她们说了一下法：“羁缠五欲，流转三涂，恩爱别离，生死长远”，然后了事。在侵略面前，毫无办法。佛教谈业报果报，也不知道迦毗罗卫国被他国所灭到底是造了什么业，这个并没有说。他的出家跟亡国灭族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出城四门见死人、病人、神仙，穷人，然后心生慈悲，决定出家度众生于苦海这些传说，在最早的佛典中并没有出现，为后人杜撰，给佛教脸上贴金的。

另外，悉达多王子的父亲净饭王，也不是世袭国王，只是迦毗罗卫城推选出来的执政官。迦毗罗卫国很小，大概方圆2600公里，可以想象一个长50公里，宽50公里的区域，当然中间还有很大的空地。古印度有三村为城一说，所以也不必要将乔达摩悉达多塑造成一个英俊绅士的官二代加富二代的形象。

只能用历史解释佛教，而不是反过来用佛教解释历史。用佛教解释历史，包含很多的神话、传说、拼凑、牵强，啰啰嗦嗦却终不能自圆，这对认识佛教史来讲，当然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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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共同组建福建福日科光电子公司，新公司将投资高亮度芯片与发光器件项目。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市场中为数不多的LED产业龙头，而LED半导体照明技术的就是典型的节能环保产业，LED具有工作电压低，耗电量小，发光效率高、寿命长等优点，被誉为21世纪的绿色照明产品。

第七,600703 三安电子 三安电子主要从事LED外延片及芯片的研究、生产和销售，目前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优、技术最先进的全色系超高亮度LED（红、橙、黄、蓝、绿）产业化生产基地，主流产品为全色系超高亮度LED芯片，各项性能指标均名列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蓝、绿光ITO（氧化铟锡）芯片的性能指标已接近国际最高指标，是国内最大、最具潜力的LED厂商，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是LED行业的上生产企业，拥有14台国际先进的MOCVD及配套设备，具备年产外延片45万片、芯片150亿枚的生产能力，去年实现净利润8419。1304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三安集团作出业绩承诺：保证重组后，公司2008年度在资产交割日后的月均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800万元（假设资产交割日为2008年1月1日，则2008全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9,708.07万元），2009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2,181.47万元，2010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5,000万元。重组完成后，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每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数，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将用现金向公司补足上述差额部分。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看好S*ST天颐的未来。

第八 000701 厦门信达

暂停上市一年后，经过股改和资产重组，ST天颐（600703）于今日在上交所恢复上市，由此，三安电子成为首家成功借壳上市的厦门企业。复牌后，ST天颐（600703）股价当即暴涨，最高涨至15.08元，收盘报13.89元，涨幅高达169.19％。根据ST天颐（600703）此前公布的股改方案，其股改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及业绩承诺相结合，通过发行114,945,392股份购买控股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LED类经营性资产实施公司资产重组。而由于厦门信达（000701）持有三安电子10％的股份，三安电子目前又已经成为ST天颐（600703）的第一大股东，因而也就相当于厦门信达（000701）间接持有ST天颐（600703）的股权。那么，随着ST天颐（600703）的成功恢复上市并实现股价的暴涨，厦门信达也必将分享到实实在在的股权增值收益。因此，相信在ST天颐（600703）的示范效应下，厦门信达（000701）未来将掀起一波凌厉的上升浪！

第九 600261 浙江阳光

浙江阳光（600261）: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规模为,年产一体化电子灯1亿只，紧凑型稀土节能荧光灯管7000万支、T5大功率节能荧光灯及配套灯具300万套、T5灯管1500万只，家居灯60万套，户外灯2万套（杆）。近几年来，公司共开发新产品、新材料200多项，获准专利66项，为全国首批专利试点企业。公司自行研制、开发的T5超细直管型荧光灯及配套灯具，填补国内空白，被国家计委列为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公司的产品已获得了美国UL、FCC、ENERGY STAR、欧洲EMC、CE、GS、TUV、VDE、加拿大CSA、巴西PROCEL、北欧五国等近40项国际标准认证，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港澳台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为加强与国际500强的合作，现已在公司总部所在地征地800亩，创建阳光科技工业园区。目前，公司已与荷兰飞利浦、韩国碧陆斯、日本东芝等国际著名企业洽谈合作意向，在阳光科技园区建立智能化控制器、CCFL 背景光源总成、钠米稀土等高新技术生产基地。公司还将投资2亿元设立福建阳光节能照明有限公司，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池开发区征地300亩，建设一个新的节能照明产品的新生产基地，主要用于生产环保长效一体化电子节能灯及LED照明产品，计划在2011年底达到2亿只高环保长效一体化电子节能灯的产能，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1。厦门三安光电

(主流全色系超高亮度LED 芯片,各项性能指标领先,蓝、绿光ITO(氧化铟锡)芯片的性能指标已接近国际最高指标,在同行内具有较强竞争力)

2。大连路美

(路美拥有上百个早期国际国内核心专利,,范围横跨外延、芯片、封装、灯具、发光粉等。)

3。杭州士兰明芯

(其技术优势在于芯片制造工艺,同时受益母公司强大的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生产线经验。公司LED显示屏芯片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09年作为唯一的国产芯片厂商中标广场LED显示屏。)

4。武汉迪源光电

(武汉迪源目前的产品主要以0.5W和1W LED芯片为主,月产能为10-15KK,主要生产45、50和60mil的大功率LED芯片,同时迪源已拥有1项美国专利和4项中国专利。)

5。广州晶科电子

(是珠三角唯一一家大功率、高亮度、高稳定性蓝光LED芯片制造企业。晶科核心产品优势是功率型氮化镓蓝LED芯片和超大功率模组芯片(5W、10W、15W、30W等)。同时在美国和中国拥8项发明专利,并以每年申请2项发明专利的速度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拥有晶片级倒装焊技术倒装大功率芯片制造技术及多芯片集成技术。)

6。上海蓝宝光电

(以中科院物理所为技术支撑,拥有成熟的大功率倒装焊、RGB三基色集成、ITO镀膜、抗静电保护等核心技术。)

7。方大国科光电

(母公司方大集团是国内第一家批量生产半导体照明用外延片和芯片企业。)

8。厦门晶宇光电

9。东莞洲磊电子

10。厦门明达光电

(这三家作均有台资背景的,相比本土LED芯片企业,在技术,资金及人才准备上相比较为充分,工厂目前均已实现规模量产。)



六年级议论文：以人为本，创和谐教育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我们接受教育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其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做人，然后才是做事，这是中国人文经典中最重要的道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现代的教育，想说爱你真不容易啊！如今的社会、学校和家庭，最为缺乏的就是人文教育，仿佛这个时代只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人在快节奏中无暇顾及教育给人带来人文精神的提升，让人看到的只是金钱和物质的消费，很难领略到人文科学的发展魅力。

　那么，当今的教育现状是如何的，教育的误区在哪里，我们该如何去调整，我们该拿什么奉献给孩子，怎样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下面就浅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一、教育现状

　中国目前的教育太注重理论知识，很少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在大学以前尤其如此。并且中国的教育也不够人性化，所有的学生都要学很多科目，而且又只注重考试成绩，不注重在现实中的应用，很容易埋没人才。

　教育现在存在的状况主要是应试教育打击着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仍然是教育大会上的口

　号，喊几声就算了事，完全没有进入课堂！若不是应试教育的影响，又怎么会出现“绿领巾”、“测智商”、“红黄绿作业本”的现象呢？还有就是对教育者的评价，不能仅仅看他教育出多少大学生，更重要的是看看他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不是跟着一起前进。比如说一个小学班主任，从一年一直跟班到六年，不能仅仅靠每次的考试来评判这个班主任的成绩，而是看看这6年里，他都育了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只是会学习，其它都不会，还是已经完全懂事等等方面来考核这位班主任。比方说会不会做家务、懂不懂孝道、担不担责任义务等等。

　由于现在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中考高考是他们出路，所以许多学生的家长也只注重孩子的学习，不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说到底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导致现在的许多学生不会做家务，不会独立生活，更有甚者一个人在家连方便面都不会煮……而且又由于注重考试，很多家长与学校都不注意在道德思想方面的教育，主要是不注意从细节上教育学生的道德思想，致使一些学生的素质低下，有些学生看看成绩不错，到社会上其言行举止就与他的高成绩形成极大反差。

　二、如何改变现状

　1、正确理解教育的含义

　从我们现在的教育形势来看，反对考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认为这是在自欺欺人。就目前的社会形式，高考是不可能取消的，考试是学生最终必须面对的，取消考试的做法，只能是把困难留给了明天，属于一种逃避行为。我认为，我们教育工作者和我们的家长应该从一个高层面上认识考试，在考题设置上要侧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要完全抛弃偏、难、繁、重的传统模式。

　要考试但也要重视素质教育。我们要教会学生做一棵树，教会学生如何给予树土壤、阳光、和雨露，以及怀着感恩和反思的心去体悟这个过程。

　我们也要全面的把握新时期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它可概括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为人民服务，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和谐发展的、富于社会责任感、创造个性与实践品格的现代国民。

　教育就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指导思想，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操守，激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培养更好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中国有句俗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揭示了教育的根本价值，就是给国家提供具有崇高信仰、道德高尚、诚实守法、技艺精湛、博学多才、多专多能的人才，为国、为家、为社会创造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民族兴旺，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

　2、完善教育机制

　做为教育主管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要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保障教师工资、选拔学校领导、监督学校管理、制止教育乱收费、严把教师准入关等方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的基础，也是教育工作的难点，搞好了这几点，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而目前在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走形式、走过场现象。就当前我们的均衡教育资源来看，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加强薄弱学校建设，使落后的农村学校能够赶上城市发展水平高的学校，农村与城市如此，中西部同地区与先进地区也是如此，而不能有意阻碍其发展来换得所谓的均衡。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的文章《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就提出了：要制定各级教育办学的基本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测定各级教育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重；要努力增加非财政的社会对教育的投入，社会对教育投入是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增长的潜力，“纲要”已提出通过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民办教育发展以及社会和个人对教育投入；要加强教育经费的监管；从财政发展与改革的角度来讲，增加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有赖于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看来，要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就要督促各县区政府根据全市学前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科学制定本地学前教育建设规划，并切实贯彻落实，还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扩大教育资源。

　除此之外，还要注重教师培养，着力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级人才。要培养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要求教师要有改革意识和进取情神。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这就要强化教师的政治素质，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人文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还要强化教师日常管理，更要抓法制，强化规范执法教学。

　3、改变对师生的考核体制，考核要看综合成绩。

　2003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新课程教学改革，从教材到教法，从教师角色定位到学生角色定位，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它所引起的师生关系的变化、教学模式的变化都是具体的、真实的、感性的。那么我们到底应以什么标准去衡量教师的教育？那就要改变对师生的考核体制，考核要看综合成绩；改变现有师生评价机制，灵活运用激励机制。

　我们要知道，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活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起着调节、控制、导向、决策的功能。为加强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校风学风建设，进一步完善激励和竞争机制，提高教育的管理水平，就要鼓励教师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教科研水平，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较好地发挥考核的导向性、激励性作用。要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符合教师的考核体制。比如说考核项目有教育、教学、教研实绩及民主评议两大块，涉及教师的政治思想、遵纪守法、班主任工作与教书育人、教学与教研工作、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出勤、家长评议，学生评议、同事评议等方面，要以完善的综合评价为主。

　没有制度约束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教育。学生的成长需要必要的制度约束。学校逐步制定并完善了学生学习、实践、生活等规章，以保证学生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倡导对学生的管理评价不能只重考试成绩，而是实行重过程、重综合素质的动态管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应该从政治思想表现、法纪与集体观念、道德修养、劳动观念和社会实践、学习态度和进取精神（平时的上课纪律、出勤率、作业完成情况、课间纪律、校外纪律、卫生方面、文明礼貌、违纪情况）等方面考核评分。

　4、转变教育观念，不要喊口号，要实际行动，把德育教育提到智育之前

　梁启超曾说“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缺一不可之物”，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一段话，用黑体字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只有在德智体三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学生才可以获取三好学生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家长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重视孩子的智力教育，是无可指责的，作为父母谁不希望孩子掌握的知识多，谁不希望孩子聪明。但是，很多家长忽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忽视对孩子的个性教育。

　我们现在家庭对孩子的礼貌教育很差，孩子对长者说话没大没小，甚至顶撞父母，待人接物缺乏应有的礼貌。我们绝对不能培养出智力水平高，但道德水平低的孩子；我们也不能培养出学习成绩好，但个性发展畸形的孩子。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呼唤造就千千万万的具有高度创新意识，高度发展创造力，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同时需要有对社会负责和对社会发展有高度适应性的劳动者。那些个性上唯唯诺诺，遇到困难退缩，心理承受能力差，情绪波动较大的人是难以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知识经济对人的道德品质要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绝对不是降低对人的道德品质的要求。知识经济要求劳动者的行动要符合人类社会进步，要符合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生活准则。走出家庭教育中重视智育，忽视德育的家教误区，培养孩子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德育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对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和良好思想品德至关重要。作为教师，除了自身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在言行举止上时时处处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之外，还要在教学的活动中巧妙地渗透德育。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如在作业训练中渗透，在创设情景中渗透，在参观、访问活动中渗透等等，这就需要教师去发现并及时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人生观。

　我认为教育就应该把学、思、知、行这四个字结合起来，提出作为教学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做到学思的联系、知行的统一，使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总而言之，教书与育人并举，德育与智育双馨，是每一位教师永远追求的目标，也是教育教学探索中永恒的主题。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渗透德育教育，应该引起每一位教育者的足够重视和积极参与。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了解教育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为基本出发点，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生，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塑造学生大爱、和谐的心灵。季羡林先生曾说“讲和谐还要讲人的自我和谐，要使人对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适应社会的要求，正确对待金钱名利，正确对待进退、正确对待荣辱，这才能和谐起来。”我们常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备注：此文乃为论文，如投稿有所不妥，还请我帮忙调整，至为感谢！

鼎元学府六年级:王亚洲

梁启超在教育方面提出建议

1他认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后来，随着他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且受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2变科举兴学校的教育主张

　　变科举、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是梁启超重要的教育主张。他在《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八股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认为八股取士制“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而这种制度不改，“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一心追求功名利禄，不愿意入新式学堂。因此，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3论儿童教育

他首先论述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意义：“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故善为教者，必使举国之人，无贵贱无不学。”他批评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教育模式，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方法，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注重儿童的学习兴趣，如采用演戏法、说鼓词、歌谣、音乐等儿童乐知、乐闻、易上口、易索解、无厌苦的形式进行教学，且“不妄施扑教”。

4论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

他指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他强调：“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堂为第一义。”他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由此使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并以小学生徒之成就，验证师范学堂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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